孔伯華先生(1884～1955年)名繁棣，字以行，原籍山東曲阜縣人，據《孔子世家譜》載：孔伯華為孔子第七十四代孫，屬于“大宗戶”，六十二代衍圣公孔聞韶的第二子孔貞寧的后裔。至孔伯華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并于同治元年殉難于臺灣時，他的兒子孔憲高由臺灣回到山東濟寧�？讘椄�，孔伯華祖父，清朝進士，精于文學兼通醫(yī)理�？撞A先生少時隨祖父宦游，秉承家學，刻苦鉆研，不慕榮利，十四歲時就定下不求科考舉子業(yè)而專攻醫(yī)學，志在濟人的決心。先生廢寢忘食，如饑似渴地遍讀家藏善本醫(yī)書，四處求教，不恥下問，時日既久則精悟益深，從而取得較好療效，遠道來求先生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對疑難大病常有奇效。因此在先生三十歲時，就已名噪北京，被譽為“四大名醫(yī)”之一，舉國知名。僅就先生畢生之成就與貢獻而言，不愧為我國近代一位杰出的醫(yī)學家。
先生性至孝，二十三歲時，母病垂危，先生日夜精心照料，親自煎藥，無微不至，更由于先生平日待人厚篤，故博得鄰里和親友們的稱贊。先生在河北易縣居住時，聽說此間中醫(yī)前輩梁純仁、蔡秋堂二位先生的學識淵博、醫(yī)術高明，在當地頗享盛譽，即虛心前往求教。二公對先生的辨證察脈之造悟才度，以及平素的為人和作風，也早有所聞并深為器重，因此傾囊相授，使先生盡得其傳。先生之擅于博采和吸取各家之長，類皆如此。
三十一歲時(1915年)，先生應聘始來北京，在外城官醫(yī)院(北京宣武中醫(yī)醫(yī)院舊址)任醫(yī)官職務。所謂官醫(yī)院，只是當時政府所設唯一的中醫(yī)機構。1917年，晉綏一帶流行
鼠疫，據說挨戶傳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當時派曹巽軒率醫(yī)官組成晉綏防疫隊前往防治，成績卓著。次年夏秋之交，廊房一帶虎疫①又起，派先生與楊浩如，張菊人、陳伯雅等率隊防治。當時疫情猖獗，有病數日轉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鬧得人人自危、戶戶恐慌，一時傳為“今夕聚首言歡，明朝人鬼異域”之謠。幾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防疫隊駐于學校內待診，而前來應診或邀診者，卻絕無僅有。先生遂與同仁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始知是尚未取信于人的緣故，于是決定除留陳伯雅在駐地處理日常工作外，先生與楊浩如、張菊人等均深入村莊，沿戶訪問，邊宣傳，邊治療，不辭勞苦，一心赴救。不數日，群眾見治療能有速效，確可挽救危亡，乃競相求治，全活極多，因此深受歡迎，獲得很高評價。事后防疫會要求撰述疫病證治之法， 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經驗和療效總結，于是與同行諸人分別編寫了《傳染病八種證治晰疑》一書十卷，刊行問世。
1923年，先生即辭卻醫(yī)官，在京懸壺應診，投無不效。先生對孤貧患者，深切關懷，倍加憫恤，安老懷幼，濟人于危，不但免收診費，且�？饬x囊，助其藥用或療養(yǎng)等生活之資。這種崇高的醫(yī)德，遠近稱頌，遐邇聞名。
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近百年來的西醫(yī)集中輸入的影響，1927年先后曾有一些虛無主義者喧囂一時，誣蔑“中醫(yī)學術既不科學，理論又極荒謬”，把中醫(yī)貶得一無是處。這自然引起廣大中醫(yī)藥界的不滿，于是雙方在報刊上展開激烈論戰(zhàn)。1929年汪精衛(wèi)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于當年2月召開的“中央第一次衛(wèi)生委員會議”上，余云岫等一伙拋出一項“廢止舊醫(yī)以掃除醫(yī)事衛(wèi)生之障礙”的提案，其中有“舊醫(y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yī)事業(yè)一日不能向上，衛(wèi)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等讕言。這樣一項反動提案竟然被國民黨政府通過，并隨即作出“取締中 S”的決議，激起中醫(yī)藥界和全國人民的極大公憤。全國中醫(yī)及
中醫(yī)藥團體聯合起來，表示堅決抗議。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國醫(yī)藥團體聯合會”，于當年3月27日召開臨時大會會議，通過決議；組織“聯合赴京請愿團”。孔伯華先生當時為華北中醫(yī)界代表，被推選為臨時大會主席，率領全團前往南京請愿。以先生為首的代表成員據理力爭，要求政府取消這項荒謬決議。由于中醫(yī)中藥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遠的根源，數千年來對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偉大貢獻，所以深得人心，擁有全國億萬人民的真誠信賴和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頒布的“取締中醫(yī)”的命令，理所當然地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在眾怒難犯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被迫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時，為了平息民憤，混淆視聽，國民黨政府還在南京設置“國醫(yī)館”。至此，中醫(yī)算是贏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從而使得中醫(yī)學免遭更為嚴重的摧殘。
經過此番激烈斗爭，先生深深感到中醫(yī)藥界的當務之急是培養(yǎng)人才，壯大隊伍，提高中醫(yī)療效，確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醫(yī)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1930年，先生與蕭龍友合力創(chuàng)辦了北京國醫(yī)學院，蕭老為董事長，先生為院長，聘請當時知名中醫(yī)分別擔任各門課程的講師，如瞿文樓任教兒科，姚季英任教診斷和婦科，周古人任教《內經》，安干卿任教《難經》，陳慎吾任教《
傷寒》，趙樹屏任教《醫(yī)史》，宗吾任教《金匱》，張菊人任教溫病，孟慶三任教藥物，焦會元任教針灸，孔仲華任教浯文和醫(yī)古文，等等。唯因經費拮據，先生常以個人診費收入挪補開支。先生常親自與蕭老帶領學生輪流實習，對侍診從學的門人常是到時留飯，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無恒產，又無積蓄，學校開支較大，家中人口眾多，常遇困難還要借貸，因此先生之艱苦辦學、仗義疏財、助人為樂的高尚品德，深得醫(yī)林和社會的敬仰。
“七七”事變越五年，偽政府企圖接管北京國醫(yī)學院，他們軟硬兼施，威脅利誘達二年之久，學院曾被迫三次搬遷。后蕭龍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獨力堅持數年，直至一九四四年，先生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辦國醫(yī)學院，表現出剛直、高尚的民族氣節(jié)。北京匡醫(yī)學院共辦了十五年，先后畢業(yè)學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國各地，多成為中醫(yī)界的骨干人才，
先生平易近人，對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倡導啟發(fā)，主張獨立思考。臨床見習時，每遇疑難病癥，當即提示生徒，或事后進行討論，允許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暢所欲言，盡情辯論，然后作出總結，指歸而教之。先生常告誡門人：醫(yī)學是直接關系到人的生命的大事，必須因人而異，詳加辨證，愈辨愈明，才能使病無遁形，藥不虛發(fā)，門人弟子皆有聽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先生題其診室曰“不
龜(讀徊n)手廬”②嘗自號為不龜手廬主人。此乃先生自謙之詞，意謂自己只不過有龜手之特效小技而已。然而將見于《莊子》的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于自己的診室，亦足以說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詣和修養(yǎng)。
先生還精于書法，每臨診親筆疏方，病因脈治之醫(yī)案書于前，簡明精要而又具體；君臣佐使之藥味列于后，配伍嚴謹且注明炮制及煎法；字體清秀俊逸，筆勢瀟灑。先生不唯工于小楷，對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橫額，每宇逾尺，遒勁有力，深厚古樸，自成風格。所以先生還稱得上是一位優(yōu)秀的書法家。
“五卅”運動之后，先生熱心愛國，為了抵制日貨，曾創(chuàng)制了一種“寶丹”藥，芳香化濁，去穢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于日本寶丹及一般
避瘟散等。當時在前門外大柵欄達仁堂寄售，頗受歡迎，盛銷一時。其藥物組成如下：
蘇合香，
麝香，
安息香，
冰片，
薄荷腦，豆
靈砂，篳撥，遼
細辛。
共為細末，裝入小盒，鼻聞或口服。
先生為了預防
感冒，曾研究創(chuàng)制了一種“清靈
甘露茶”，常年施送，對于防治感冒、預防
中暑，均有一定效果，頗為廣大勞動人民所稱頌。其方之藥物組成如下：
鮮
葦根，
通草，薄荷，
佩蘭，
藿香，青茶（綠茶)，
竹葉卷心，雙花，
香薷，
荷葉，九節(jié)
菖蒲葉。
每服一袋，煎服或沖水當茶。
此外還有一種治婦科病的丸藥和幾種治外科病的藥膏，也是常年施送。
－－－－－－－－－－－先生曾說：學醫(yī)必須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弄通其中的深刻道理。記了幾味藥，背過幾個方，就冒失地去看病，這就容易誤人害人，不僅要精，同時要博，學問淵博更有助于弄通醫(yī)學的奧妙。還說：治病必求其本，乃堅守不可移易之法規(guī)，不知病之所在，模棱兩可而治之，病未必除而命先盡矣。人之有本，猶樹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將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腎，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養(yǎng)之，故腎為生氣之原，睥為運化之主。先天之本，稟受系之，后天之本，肌體形之，腎又為五臟之本，由此可知，腎為本中之本也。先生還說：古今之人，素質不同，如果照搬古方，就是泥古不化。借鑒前人的經驗絕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實事求是，須臾不可脫離客觀實際。由此可見，先生不是主張不用古方，而是主張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古方，這體現了先生之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思想和醫(yī)療作風。
先生推崇金代著名醫(yī)家劉河間有鑒于“世態(tài)居民有變”之現實，根據寒能勝熱、辛涼解表等醫(yī)療經驗而創(chuàng)立的“六氣都從火化”的卓論。特別是對《素問·至真要大論》中“病機十九條”關于火與熱等經旨的發(fā)揮，猶為精辟。先生說，后人多以為劉氏之立論，是為了矯正當時習慣用辛燥溫補而產生流弊的醫(yī)療作風，·余則謂未必盡然，主要是劉氏在于洞察病機，為了解除民眾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觀其自述“非余自炫，此一時，彼一時……”一語，就完全清楚了．元代著名醫(yī)家
朱丹溪，受業(yè)于河間再傳弟子羅知悌，得其真?zhèn)�，提出“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高論，指明·相火”之根源。夫陽常有余者火也，陰常不足者熱也，只不過有其虛與實耳。朱丹溪主張保存陰液，諄諄告誡“勿妄動相火”，殆恐陰氣先傷，陽氣獨發(fā)也。其治輒效，足證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張景岳氏，脫離現實，崇尚清淡，立《真陰論》、《大寶論》等篇反駁丹溪“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說，其說雖辯，但無視治效之現實，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無謂也。從先生這些實際觀察有感而發(fā)的見解，結合其一貫認為古今之人素質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張，以及欽佩河間，推祟丹溪的卓見，可以看出先生之反對脫離實際的“靡學”，注重躬親實踐的“實學”之學術思想和治學觀點。
先生常說；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雖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葉天士之衛(wèi)，氣、營、·血辨證，深究其理乃說明‘溫病之輕重深淺所表現之階段有別，并非病邪之真正入衛(wèi)入氣、入營入血也；·吳鞠通之三焦辨證，亦說明溫病之輕重深淺，并非病邪果真據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處慎勿拘執(zhí)。要知芩連
姜附，盡可起死，參術硝黃，并能回生，唯在用之當與不當耳。先生薈萃諸家之說，提出自己的見解，非積學有得者，不容易有如此精確的觀點。
先生非常推崇徐靈胎氏在引司病人異論》一篇中的論述，徐氏說：“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9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yin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yǎng)有膏粱
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棧之各異，—‘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于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y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后輕重緩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先生常說：徐氏的這段論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學醫(yī)者都應視為座右銘，這主要是把中醫(yī)辨證的精神實質說得最簡明、詳細而又具體不過了。為此先生主’張；壓之治病，首先在于認癥；將癥認清，治之則如同啟鎖，一推即開．認癥之法，先辨陰陽，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虛、實、‘寒，熱則迎刃而解。喻嘉言嘗謂，“醫(yī)不難于用藥，而難于認癥；”朱丹溪主張“認癥為先，施治為后”。故先生亦主張先議�。缓笞h藥。若但知以執(zhí)某方治某病，不論因時、因地，因人，不審何脈，何因廣何證，是冀病以就方，非處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無誤。殊不知施治之妙，實由辨證之真；寒、熱、虛、實，不昧于癥而又不惑于癥；汗、吐、下、和，不違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則疑似甚多，臨癥莫決，見病治病，十難效一。， 基于以上所說，具體到治療方面，先生認為：無論祛牙口與扶正，者p是為了恢復和充足元氣；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須在臨證之時參機應變，辨證論治。先生說：邪之與證，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鄂亦即安正，是互為因果的關系i究竟讒先誰后，必須因人、因地、因時而施，不可先有主見�！秲冉洝酚小靶皻馐t實，精氣奪則虛”的明訓，這就清楚地說明正氣之虛，是由于被邪劫奪，如果不被劫奪，就不會造成正氣的虛；精氣．之被劫奪，主要原因在病邪，如能抓住時機，及時果斷地采取直搗巢穴的有效措施，使病邪不再劫奪正氣，其病自愈(如急下存陰)、這種以祛邪為主的措施，對于廣般的初病急病，、確實可以一掃而痊，但是，對于久病緩病、其人虛象畢露者，那就必須顧其正氣，所謂養(yǎng)正邪自除，必須以扶正為主�？偟恼f來是這樣，然而疾病情況復雜多變，有久暫的不同，又有緩急的區(qū)別；有熱深厥深的假象，又有寒熱交雜的局面；有正虛邪實的情況，又有脈證從舍的疑難：有的應該急祛其邪而后調其正，有的就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補，有的攻補兼施；似此輕重先后，當隨證制宜，因病而定，因人而異，所以必須從靈活處著眼，抓主要矛盾，一切服從于客觀需求，這樣才不致有顧首不及足之嘆，不過這是比較難于掌握而又極為重要的環(huán)節(jié)，非花大力氣、下苦功夫不可。
先生生平之治驗良多，活人無算。論病則切理精詳，源流俱澈；·用藥則隨證化裁，不蹈成方。可見其食古貴乎能化，裁制貴乎因時，所以才可能奏有奇效，使危急患者轉危為安，使疑難沉疴霍然痊愈．嘗臨大證，診治不落俗套，敢于創(chuàng)新，有自己的獨
到見解，因而與俗見相殊，不同凡響，療效突出，捷如桴鼓。
先生之善于妙用
石膏，亦早為中醫(yī)界所誠服。詎知其經驗系從《本經》中得來，先生在講《本經》時，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無毒，謂石膏大寒之說，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襲成風，習而不察，畏如虎狼。先生不惟于外感方面運用石膏得心應手，且于雜病方面亦用當通神，至于所用劑量亦因病情所需而定，少時三、五錢，多至半斤，甚至數斤煎煮代水飲用。對此，先生撰有專文論述，在此不再贅敘。
解放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1952年曾寫信陳情，其大意：醫(y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執(zhí)技精良，方能拯濟疾苦，故宜首重培養(yǎng)人材。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國醫(yī)學這一備受摧殘，茍延殘喘之數千年中華民族最豐富的文化遺產，得到發(fā)揚，幸何如之：愿盡綿薄，努力發(fā)掘， 以期臻于至善，使對全人類之健康，庇渥是依�！钡日Z．
周總理對先生非常器重，尤其因先生對中央領導同志的醫(yī)療保健工作極其關心，多所建樹，常受到周總理的當面表揚，周總理曾說：“孔老不高談空理，務求實干�！�1952年周總理與先生在中南海親切談話時的珍貴
照片，已在總理紀念展覽館中展出。
先生以診務過忙，濟人事殷，著述無暇，未能將一生積累之經驗心得加以系統總結，筆之于書，公之于世，獻給人民，常引以為憾．故晚年病中直至逝世之前，常夜闌執(zhí)筆，有時撰述達旦。此次所整理的大部分學術論述文章(時齋醫(yī)話)，即斯時所留，雖篇幅不多，但確有獨到見解，飽含著先生付出的莫大心力．
先生古稀之年，身體己衰，終因勞累過度，于1955年3月患病，輾轉床榻達半年之久。此間，先生多次受到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不僅饋贈生活津貼，還特地從東北送來野山
人參，并派搶治小組到家搶救，同年11月23日，先生自知不起，臨終遺囑， 兒孫弟子，凡從我學業(yè)者，以后要各盡全力，為人民很好服務，以承我未竟之志�！彼熹廴慌c世長辭，終年七十一歲。
先生逝世以后，黨中央，毛主席深切關懷，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彭真同志等主祭。當日，敬愛的周總理親到先生寓所吊唁，對家屬慰勉備至，特別關懷先生后代之培養(yǎng)和教育，并對先生家中的一切事宜做了妥善安排。
先生生前好友，當時八旬高齡的蕭龍友先生，驚聞噩耗，倍切深慟，并灑淚親提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斷，承家有子業(yè)當興’以悼亡靈。
先生生前歷任全國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顧問。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yī)學會中西醫(yī)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中醫(yī)學會顧問等職。
先生一生為了振興祖國醫(yī)學事業(yè)，為了解除患者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鞠躬盡瘁．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