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不是宗教問題本身并不是問題，問題背后是一個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認同問題。
■現(xiàn)在中國大陸不少在實踐推廣儒學的學者，其背后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問題意識“，他們都是”有感而發(fā)“。
■中國的學術研究處于一種被”威逼利誘“的狀態(tài)當中。
■撰文/蘇少鑫
應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的邀請，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哈fo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于1月14日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一樓學術報告廳作題為《和平文化與對話文明》的學術報告。
杜維明教授認為，文明與文明之間是不沖突的，只有無知與無知才一定會存在沖突，只有對話，各種不同文明之間彼此尊重信賴，才能互相參照，“仇必和而解”。會后，杜維明教授就目前中國關于儒學的爭論問題與聽眾展開了交流。
杜維明：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哈fo燕京學社社長，目前是
北京大學、
武漢大學、
中山大學以及華南師范大學等�？妥淌凇�2001年應聯(lián)合國秘書長邀請，參加“文明對話”顧問委員會。主要著作有：《中與庸》、《王陽明的青年時代》、《仁與修身》、《道學政》、《儒家思想———以創(chuàng)造轉化為自我認同》等。多年來，杜維明教授致力于儒學第三期發(fā)展、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及現(xiàn)代精神反思等研究，被譽為中國傳統(tǒng)文明對世界的“揚聲器”。
儒學是不是宗教不重要
對于目前中國關于儒學究竟是不是宗教問題的爭論，杜維明教授認為，這樣的爭論本身意義不大。儒學是不是宗教的問題，這本身并不是問題，問題的背后是一個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認同問題。
印尼是一個“宗教國”，在印尼有100多萬的華人，他們把儒學中原有的一部分放大，而做成一個新的宗教。因為在印尼，結婚是一定要在教堂里舉行的，而沒有其他宗教信仰的華人，他們因此認為儒學就是宗教。在香港，湯恩佳也成立了一個孔教會；新加坡也有把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放在一起的雕像。
杜維明教授說，宗教其實就是一種終極關懷。它所關注的不是個人的權利、名譽、事業(yè)等等，而是人的永恒價值。
蔣慶背后的“中國問題意識”
當被問到對最近中國大陸著名儒家學者蔣慶先生提出關于重建儒教的構想，要把儒教定為“國教”的問題時，杜維明教授說，他首先很欣賞也很佩服蔣慶近幾年來的努力。蔣慶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也曾經去過蔣慶在貴州的陽明精舍參觀過。把儒教定為“國教”，近代的康有為也有這樣的說法，當然現(xiàn)在大家對這段歷史都已經很熟悉了。
他說，蔣慶要把儒教定為國教的提法明顯是走極端了，目前甚至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不具備這種條件，甚至可能沒有這種必要。但是，必須看到蔣慶先生構想背后的“中國問題意識”，中國大陸儒學的現(xiàn)狀是處于一種比較邊緣的地位，如果要從文化的角度來了解中國，了解華人社會，復興儒學，讓儒學參與世界各種文明的對話都是必需的，因為文化是多元的。
杜維明教授認為蔣慶先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踐行者，要客觀評價蔣慶先生，我們不能簡單看到他說了什么，更為重要的是要看他正在實踐什么———蔣慶先生近幾年來在貴州辦書院致力于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F(xiàn)在中國許多地方許多人也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從民間做起，用自己的實踐一點一滴去實現(xiàn)儒者的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這樣的事情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當然，在目前的情況下，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急于走極端，因為這樣會很容易造成公眾對儒學的誤解”。
在討論中有聽眾問到，對于現(xiàn)在蔣慶重建儒學的構想中提到要在民間成立類似“fo教協(xié)會”的民間“儒家協(xié)會”的想法，杜維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能不能成立像“fo教協(xié)會”這樣的“儒教協(xié)會”團體，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至于它能否成立進入操作階段，由于他對中國的具體情況還是特別了解，因此他認為現(xiàn)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
他說，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那么有一種現(xiàn)象是值得我們現(xiàn)在憂慮的。杜維明教授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到，目前華人社會的文化狀況是值得我們擔憂的。我們的精神資源比較薄弱，另外價值的領域是比較稀少的。我們突出的價值領域多半是在經濟和政治。比如在海外，如果把一些中文的報紙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報紙做一個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報紙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們對一些事情的評論的水平要比中文報紙高得多。日本的報紙每天都有文化評論，都有深刻的社會反思。
因為對國內的情況不熟悉，他舉了海外也包括香港臺灣在內報紙的例子，在海外，包括香港臺灣在內的報紙，討論最多的是娛樂、電影明星，而且報紙做得非�；ㄉ�。如果剔出報紙里面的娛樂、歌星明星、還有那些沒有文化意義的社會新聞，跟文化有關系的討論就非常非常少了。從長遠來看是值得憂慮的。
杜維明教授強調，其實，現(xiàn)在中國大陸不少在實踐推廣儒學的學者，其背后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問題意識”，他們都是“有感而發(fā)”，他們意識到中國社會現(xiàn)在存在著許多的問題，他們的實踐乃至于構想不過是希望為中國未來社會的建設提供一種路徑選擇而已。
從民間挖掘傳統(tǒng)精神資源
因此，杜維明教授認為，如果我們要尋找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資源，必須從民間開始做起。
當然，并不是一定要類似于fo教有“fo教協(xié)會”一樣，儒家要發(fā)展就一定要成立“儒教協(xié)會”。杜維明教授說他自己不是fo家弟子，但他認為，fo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fo教在文化中國要有一個極大的發(fā)展。當然，基督教也是一樣的。在解釋為什么fo教要在中國發(fā)展時他指出，fo教雖然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但是fo教自從漢代開始傳入中國后，經過上千年時間在中國生根、發(fā)展，又從中國開始逐漸影響日本、韓國和其他一些地方。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也是值得珍惜的。
杜維明教授說，在五四時代，我們要“科學”、“民主”，要現(xiàn)代化，要全盤西化，這樣不自覺把中國所有的精神資源都丟光了。在五四時代對儒家的批評非常猛烈，比如“打倒孔家店”，把fo教當作“迷信”等等。這種判斷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
但是，我們現(xiàn)在必須回過頭去看，我們應該明確，文化中國的建設需要我們把所有的傳統(tǒng)精神資源全部挖掘開發(fā)出來。
接著，杜維明教授用臺灣發(fā)展的經驗說明了fo教在中國發(fā)展的意義所在。
臺灣在上個世紀70年代經濟發(fā)展的同時民間fo教也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現(xiàn)在臺灣的fo教的影響力超過了任何一個政黨。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親民黨，如果沒有fo教的支持，他們是不可能會被選上的。在1999年的在“9·21大地震”發(fā)生當晚，災區(qū)的居民都發(fā)現(xiàn)到，最先到達災區(qū)，向他們伸出援手的是屬于民間組織的義工。最先將救災物資送到災區(qū)的，也是民間提供的。還有災區(qū)的重建、災民的心理康復和文物的搶救等等，走在最前頭的，無不是民間的團體。臺灣民間組織的強大力量，在“9·21大地震”中，顯露無遺。在這些民間團體之中脫穎而出的，則是大家所熟悉的慈濟功德會。甚至有報道說，由于慈濟做得太好了，為了搶回一點面子，負責為災民興建部分臨時住屋的臺灣軍方，還下令要士兵們日夜趕工，趕在慈濟人的前頭，將簡易屋建好。
慈濟功德會這個由證嚴法師創(chuàng)立的fo教慈善組織提供了總經費近兩億美元的救災服務，從衣、食、住的物質需要，到身心的安撫與醫(yī)療以及教育，可說是一應俱全。而毫無疑問，慈濟所積極推廣、宣導的“同體大悲”、“無緣大慈”以及慈濟采納的“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的簡單管理原則以及每個加入慈濟者都必須遵守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飲酒、不抽煙、不吸毒、不嚼
檳榔；不賭博、不投機取巧；遵守交通規(guī)則；孝順父母、調合聲色；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游行等等，所有這些，在杜維明教授看來，都可以在未來中國成為難得的精神資源。
中國應有更多“儒商”
最后，杜維明教授在提到中國大陸儒學未來發(fā)展的前景時，他說，現(xiàn)在關鍵是要有更多的企業(yè)家參與到推廣和體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行
列當中來，要有更多的“儒商”。
杜維明教授強調，不僅僅是儒學，事實上，中國現(xiàn)在的學術現(xiàn)狀是比較讓人擔憂的。他說他有一個不是很成熟的概括，那就是中國的學術處于一種被“威逼利誘”的狀態(tài)當中。學術研究需要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儒學的推廣也是一樣。如果沒有資金，一切都是空談。中國現(xiàn)在經濟發(fā)展了，也產生了眾多的企業(yè)家。如果企業(yè)家能夠更多加入到推廣和體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行列當中來，那么甚至在短時間內我們就可以見到成效。比如象此次的廣東學術論壇，就很有意義，如果有企業(yè)家的經濟支持，這樣的事情就更好辦了。
－－－－－－－－－－－頂！
